中国国家主席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制度，到底与国外的总统制、议会制、委员会制有何异同？有无相互可借鉴性的元素，来促成中国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这也是国家主席制度可拓展性研究的重要问题。
3.健全民主程序 健全民主程序说首先由美国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提出。参见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注释116。
但不能忽视的是，说谎并非人的基本需求，通常只有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才可能施展个人的精神人格，更重要的是全部基本权利的基础是人的尊严，而说谎是否符合人的尊严是非常值得怀疑的，[17] 至少在法律上并不存在所谓善意的谎言 三、对基本权利防御范围的限定 公安机关的行政拘留决定会导致被拘留者的财产（使用）权受到损害。在此，基本权利发挥最基本的防御权功能，公权力不得侵害基本权利，即公权力负有不作为义务。拉姆绍尔认为，这一标准与第一条标准具有关联性。与后果效力相同，附带效力也导致行政法律行为目的之外的损害后果发生，但后果并非（仅）发生在行政相对人身上，而是反射至第三人，即事实损害的对象与行政法律行为的相对人不是同一人。
注释: [1] BVerfGE 61, 260 (275); 88, 103 (116)。在此，法律保留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授权性法律将不再是立法者所列举的可采取手段的清单，而成为一系列后果的目录。根据台湾地区学者的理解，所谓工作权是指基本权主体以‘生活创造或维持之意思，而在‘一定期间内，反复从事之作为之基本权。
甚至会把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排斥在宪法劳动权的主体之外。除了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我国1999年通过的第14条宪法修正案中还规定：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0]高景芳：《职业自由论——一个宪法学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劳动权的权利内容主要是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内容。
随后进行的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成 为宪法劳动权性质和含义变迁的强大动力其次，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者具有受雇用、非独立的从属性特征，因此，这样的劳动者范畴也排斥以独立性或自由职业为特征的个体经济的从业者以及进行创业活动的企业家。
[14] 其二，是适应科技革命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的需要。因为这一时期营业的权利基本被政府垄断了，公民个人的自主营业成为被取缔和限制的对象。上述规定说明，只有国家机关才具有设立出版单位、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资格，从而否定了公民个人设立出版单位、电台、电视台的权利，使得公民在新闻传媒方面的营业自由受到限制。即使把广大的农民排斥在就业安置政策之外，这种国家积极给付式的劳动权也是难以持续的。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给了农民对于自己承包经营土地的经营自主 权，这项改革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在实质上改变了农民对于劳动权的行使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宪法劳动权只具有社会权的属性，而不具有自由权的属性，其含义为国家通过计划手段为公民提供就业岗位或者安置公民就业。例如，我国法官法第17条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刘少奇在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于劳动人民的界定，可以折射出我国1954年宪法中的劳动概念，其主要特征为，其一，劳动主要是一种生产经营活动，当然不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而主要是其中的体力劳动，因为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具有明显的消耗体力特点，并且具有从属于政府管理的特点，城市里的工人被政府安置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农村里的农民则被固定在人民公社以及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组织形式中进行劳动。
[4]其二，关于劳动权的权利内容，宪法学者把我国劳动法第3条的规定，作为解释宪法劳动权内容的法律基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民只能在政府的安排下，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或者农村生产队的组织形式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这些对个体经济从业人员身份的限制、对个体经济管理形式的限制，不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也限制了公民的营业自由。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诸多生产要素共同参与收益分配。
如果不承认营业自由的宪法地位，不鼓励人们营业和创业，甚至为营业自由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就会导致经济萧条和就业岗位减少，甚至出现无业可就的局面，最终影响人们就业权的实现。劳动权的权利内容主要是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内容。而关于劳动权的主体，该学者也是把劳动权认定为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而所谓劳动者就是通过体力和脑力的付出来获取报酬的人，其法律依据也是我国劳动法第3条的规定。[23]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这一规定不但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同时提高了于创业性劳动和营业性劳动的宪法地位。我国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规定，同时也是一项对于公民职业选择自由的客观限制。
该项限制措施不但使得我国的民营资本长期被限制于增值电信业务，而难以进入基础电信业务领域，也必然随着营业自由的限制，而导致就业岗位在此领域的减少。秦国荣的《劳动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内涵》。
而所谓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而不再是国家权力的运行对此发挥决定性作用。从宪法文本和违宪审查的实践看，在多数国家和地区，职业自由是被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来加以保障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是个体经济。我国宪法劳动权的解释应当遵循以宪法解释宪法的解释原则，关于劳动权的主体、客体等的解释，只能从我国的宪法文本和宪法变迁中去寻求答案，而不能从劳动法中寻求答案。
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8]但是，究竟如何从宪法学的角度界定劳动概念？王旭博士也没有给出具体和明确的解释。劳动权是由一系列权利所构成的权利体系，包括工作权、休息权、报酬权、职业培训权等。[28]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职业自由则是一项衍生性宪法权利，即从宪法文本中推到出来的权利，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职业自由是从工作权推动出来，其大法官解释和学理解释都认为：工作权基本上以防御国家侵害之‘自由权为主。
根据台湾地区学者的理解，所谓工作权是指基本权主体以‘生活创造或维持之意思，而在‘一定期间内，反复从事之作为之基本权。[15] 无独有偶，传统经济理论把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仅仅限定为物质生产领域 的劳动，我国的宪法则长期把劳动的概念局限于体力劳动，如果说经济理论面临着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任务，那么，与经济理论对于劳动概念的拓展一样，宪法理论中的劳动概念也应当随着所有制结构、分配体制的改革而发生变化，也应当紧随科技革命以及商品化的步伐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容。
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改革以来，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城市就业的快速增长。[12]王江松：《什么是劳动？》，载《中国工人》2010年第10期。
这种职业自由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宪法劳动权概念所不具备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公民所不能享有的权利。[5] 可以说，宪法学者关于宪法劳动权概念的以上论述，仍然没有站在宪法的立场上。
蒋月主编:《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也就是说，职 业性劳动是宪法劳动权保障的核心内容，现代社会的那些重要的劳动形式，不论是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产业劳动，还是提供秩序、公平、安全价值的公务劳动，大多是作为某种职业或工作而存在的。在劳动方式的选择自由中，宪法所保障的主要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性劳动的选择自由，即职业或职位选择自由。而宪法解释之所以要遵循以宪法解释宪法的解释原则，主要是因为宪法是主权的体现，为一国之内的最高规范，以宪法本身的规定来诠释宪法，具有较高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尤其是宪法有关人民权利的规定，这时宪法乃是关于实体权利的规范，正是用来评断相关法律是否已建立合理的保障范围，是否已使国家恪尽其保障义务，不可认为法律规定的内容，当然就是宪法的本意。
[9] 1999年通过的第14条宪法修正案又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78年宪法第48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
也就是说，刘少奇的报告并没有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为该报告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两面性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接受教育改造的对象。这一处罚剥夺了公民继续从事他所喜爱并擅长的职业的权利，必然对其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这个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劳动力市场冲击以后并没有改变，1995—2005年期间，即使不考虑农村进城劳动力就业，城市就业也增长了43.5%。这样的劳动概念，既可以包括具有独立性质的能够创造职业岗位的营业性劳动，也可以保护受雇于他人的非独立的从业人员，如劳工、职员等，也就是具有从属性特征的就业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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